冯德英
长期以来，人们习惯把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《山菊花》合称为“三花”。 以我今天的眼光来评判处女作《苦菜花》，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。但是，由于它充满真情，是一本为劳苦大众树碑立传的书，迄今仍拥有众多喜爱它的读者，那种和读者的爱与恨共鸣的滋味是作者的最大享受。 为了向建国十周年献礼，我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，创作了45万字的小说《迎春花》。小说一出版便引起争论，后来变成了以周扬、茅盾同志为首的一方同江青等人的斗争。 一些文艺界的同志认为《迎春花》存在两方面的问题：一是书中有些地方同肖洛霍夫的《被开垦的处女地》雷同；二是对男女两性的描写流露出自然主义的倾向。 我很诚恳地接受了大家的批评。1962年该书再版时，我做了认真的修改。“文革”后重新再版时，又进行了修订。也有许多同志不同意修改，现在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“三花”系列，就恢复了《迎春花》的原版。对此我尊重编辑们的决定，但并不认为小说中的问题就不存在了。 “文革”中批判“三花”时，控诉我是青年流氓犯的“教唆犯”，一些强奸犯供称犯罪的根源是读了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及《苦菜花》《迎春花》！日本有位文评家在“文革”前发文称《迎春花》的艺术描写受《金瓶梅》影响颇深。他是以赞赏的语气写的，但这不是事实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此书呢。当时的阅读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，如今流行的长篇巨制的性描写，更不是我的作品能望其项背的了。但至今我仍坚持认为，这是一个作家应当十分审慎对待的课题，轻率不得。 《山菊花》的创作前后跨了20年！1962年在青岛动笔，写写停停，1963年完成上集初稿。《迎春花》的责任编辑、新四军老战士吴金风同志阅过，一边说很感人，一边说不能出。当时正搞“反修”运动，书稿中的战争残酷、人情浓烈，“和平主义”、“人道主义”、“人性论”、“阶级调和”的帽子可随手拈来扣上。这种感情上同客观社会的不协调，对一个作家身心的折磨是极其痛苦的。后来，《山菊花》稿子被抄家没收，陪同“两花”成为三株大毒草。 《山菊花》上集于1978年见世，而后我又顺利地写完它40万字的下集，1981年全书出齐。 可以聊以自慰的是，在共和国50年的风风雨雨中，经历过无数次运动的我，人性没有扭曲，其感情依然是真实诚挚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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